赵启正:故事驱动中国 向世界说明中国
2016-12-09 原创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赵启正以《故事驱动中国》为题作主旨演讲

12月7日,“新开放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今晚海外网上线启动仪式”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赵启正应邀出席活动,并作了题为《故事驱动中国》的主旨演讲。

赵启正表示,故事可以作为发动机,把中国推向世界,透过故事能够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做好中国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

演讲中,赵启正谈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奇迹背后的故事却鲜被外国人了解。著名未来学家、曾写过《亚洲大趋势》和《中国大趋势》的奈斯比特说过,“中国很大很大,中国的故事很少很少”。因而,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形象认识被撕裂为两个部分,在普通民众那里,中国的形象依旧模糊、神秘,与之关联的象征是功夫、熊猫、长城,甚至是男人梳辫子、女人裹小脚等陈旧刻板印象;在政治精英及媒体那里,则始终弥漫着中国威胁论,是“霸道的中国”。

赵启正说,如同人有人缘,国家也有“国缘”,即国家形象,在国际大家庭当中,如果中国的威信很高、信用很好,中国的“和为贵”能够深入人心,那么中国在国际上就会受到欢迎,在尖锐政治问题上更容易得到支持。“中国故事关系中国形象,而中国形象关系中国利益,并且不是一般的利益,是战略利益或者根本性的利益。所以说,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赵启正

赵启正谈到,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有丰富的故事,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必然有丰富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比理论道理更具感染力,也更易被人记住。他回忆说,曾有外国驻华大使讲,去了中国几座城、几个乡,便发现没有再去其他地方考察的必要了,因为大家说的都一样,都是理论而无故事。而他陪同某外国元首赴上海郊县考察,农妇简单一句“在中国儿媳妇是个宝,所以要给儿媳妇住更大更好的房子”,却让这位元首对中国的妇女政策有了直观的认识和深刻的印象,说明了“讲事儿比讲理儿更重要”。

当然,讲好中国故事不易,讲中国故事更要用外国人的方式来讲。赵启正回忆说,爱泼斯坦先生曾和几位翻译专家给自己写了一封信,说请不要拿中文的稿子让专家们直接翻译成外文,因为“怎么翻也是Chinglish,是循规蹈矩的中国体”。他同时举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例子:这部首演于1956年的音乐作品,用西方的表现形式讲述中国的故事,曾被视为中国对外传播最为成功的音乐。然而针对纽约街头的百人调查,特别是调查对象中还包含了五分之一的音乐学院学生,仅有7人表示听过这首曲子,对其出处却不甚了解。由此可见,对外讲故事、对外传播,并非轻而易举。

赵启正同时谈到,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不等于只报道好事、忽视不足。如果国家有7分成绩、3分不足,只报道这7分,把7分当成10分,别人当然不信;而把“7+3”一起报道,这7分也更为可信,报道效果自然也好。“我一再说,我们和外国人见面,应该‘洗脸’,但不应该‘整容’。我就不应该戴着假发假装英俊,人家发现你戴‘假发’,反而是坏的结果。

以下为赵启正演讲实录:

视频加载中

 

赵启正:大家好,在这么多媒体同行以及学术界朋友们面前讲话,似乎有些班门弄斧,所以我只能和大家说一说我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话题的一些体会,题目是《故事驱动中国》。

故事可以作为发动机,把中国推到世界,来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可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为什么把“讲中国故事”提到这么高的位置,提到我们有没有信心的高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事实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做了太多的事情,让外国人应接不暇、很吃惊,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亚洲四小龙”虽然也曾经有过经济的飞跃,但终归是在同西方相对友好的环境下实现的。而中国则不然,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就是遏制加接触,这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怕你中国过于强盛,影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不时地要加以遏制。又因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很多国际事务要有中国的参与、同意和支持,如地缘政治,如东北亚的政治形势,如全球的难民问题和反恐问题,如国际毒品的泛滥问题……在联合国的一些提案需要中国来帮助,所以还得和中国合作。所以说,(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遏制加接触。虽然美国人不承认,特别是不承认他遏制,但是处处有案例说明他们在遏制。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中国如何自处,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外国人是不太了解真实的中国,包括对中国一些友好的人士和学问很不错的人士,如奈斯比特。奈斯比特曾经写过《亚洲大趋势》,翻译本在中国卖了两千多万本。这个人还健在,他夫人是奥地利人,也是出版家,(他们夫妇)和我有多次接触。我们有一个对话(注:《对话:中国模式》,赵启正与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先生及夫人多丽丝女士合著),出了中文版、英文版。他就说,中国大陆很大很大、中国大陆的故事很少很少;台湾这个地方很小很小,但故事很多。他不只对我,他对江(泽民)总书记也说过。江总书记说那怎么办呢,应该做什么呢?他写了一个《中国大趋势》,这个也有中文版了。小平同志这样强调讲中国故事是有目的、有根据、有理由提出来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汇报什么呢?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中国故事关系中国形象,而国家形象关系国家利益,并且不是一般的利益,是战略利益或者根本性的利益。第三,到底什么是中国故事,我们怎么讲。

人有人缘。我平时跟大家相处很好,我很诚实、我很努力,我助人为乐,我到了办公室,人家都是微笑着眼光欢迎我,我感到很温暖。一旦我有些什么困难要请教谁,一定也有人帮助,这叫人缘。国家有国缘,在国际大家庭当中,如果中国的威信很高、信用很好,中国的“和为贵”能够深入人心,那我们中国在国际上就会受到欢迎。我们出去做生意、我们出去旅游,说这是中国人,都会以微笑来对待我们,更不用说在联合国,在尖锐政治问题上都容易得到支持。“国缘”就是国家形象,跟国家形象相关的一些词汇是什么?国际舆论,民意测验,这都是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表现。

国家形象关系国家利益。这个案例很多,比如说,中国和日本彼此不太欣赏,厌华情绪和厌日情绪我们统计了12年了——因为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时候创办了“北京-东京论坛”,这是中日政府以外最重要的论坛,在(两国关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我们每次都要请专业的民意测验公司测量中日之间的友好程度:每年日本厌华情绪90%以上,中国厌日情绪85%以上,但是双方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的都超过70%,这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就影响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也影响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不仅如此,甚至影响企业的经济政策。福岛核反应堆出了事,反应堆发热,要从反应堆顶上浇水,就需要一个高扬程的水泵。全世界只有中国三一重工能做62米扬程的水泵,日本就说向三一重工紧急订购一个。三一重工很有国家意识,何不借此机会向日本人发出善意呢?说送一台,立刻启运,把别人定货的先提前给你。中石油说你们地震了,我们支援你一船油,这个应当说符合中日友好的方向。但是,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厌恶情绪,管人家叫“小日本”,说“中日必有一战”,你还给他油?你们有钱啊,没处花啊,还送这么高扬程的抽水机?!因此,这两个机构受到了重大压力。

国家政策,不要说政治外交政策,就是经济政策也受影响。动车组一买就是一列,动车组嘛,每一节都有动力,不是一节一节买,一买就是一列。十年前,我们自己还不行,现在行了,十年前所以老买外国的。有一天铁道部部长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将宣布购买德国、日本、法国各60列动车,请您帮个忙,看看网上骂不骂我是卖国贼,因为我买日本车了。”我说,为什么买三个国家的?他说理由很多,其中一个理由是,日本的便宜、质量也好,但如果都买日本的,那我肯定就是“卖国贼”、是“汉奸”。大家看看,影响铁道部的购买政策。所以,外国舆论对中国不好,影响外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这是显然的。没有一个政府和领导人完全不顾忌舆论来制定政策,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西方,明显地低于中国的实际。我们的好事,他可以理解成坏事;我们的好事,他可以不报道,他可以歪曲。中国的国际形象低于中国的实际,这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的,是一个过程。对国际形象的影响,中国利益,刚才举的例子是比较小的或暂时的、某一项目的利益,战略利益、根本性利益影响不影响?也是影响的。

7月份,菲律宾到海牙仲裁厅把中国告了,最后他们说九段线不合理,全部抹平,这样中国将丢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和南海诸岛。我们不承认、不参加、不接受,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在全世界来看,真正同情我们的人还是有限的,因为跟他们利益无关,中国占这一块海跟他们有什么利益关系呢?多数说中国还是接受了吧,乃至于中国现在在海外投稿,涉及到九段线的地图,对方居然说把九段线删掉才能登。实际上我们是吃了亏啊!为什么这么多邻国本来是比较友好的,忽然全站到美国、日本、菲律宾一边去了?就是他们脑子里基础的形象就是中国霸道。中国威胁论,这不是一天造成的,这就是我们的国际形象,在某些关键时候会影响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所以我们不能不闻不顾。

我们要证明这一点,那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有丰富的故事,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必然有丰富的故事。美国的故事在中国多了去了,美国的篮球队、美国的好莱坞、美国的流行歌曲、美国的总统选举……每天咱们报纸上美国的故事很多,外国报纸关于中国的故事,不那么多,并且有些故事都是消极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国家形象的表达、国家形象的存在,实际上是软实力的表达和软实力的存在,是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影响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外国人多数并没有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除非那些大企业在中国的工厂、在中国的总部,他可能半年、一年、两年在中国住着;多数人是旅游或者来了就走,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就是听来的、看来的,看电影、看媒体、看小说,这就是中国了。因此,中国在他们头脑中,有人认为是美丽的中国,有人认为是和平的中国,有人认为是丑陋的中国,有人说是霸权的中国,有人说是说不清的中国……

在德国柏林,我问出租车司机,我说当说到中国你想到什么?他说我想到挺神秘,就这么简单。我们委托凤凰网在纽约街头随便找几个青年,问问说到中国你想到什么?说的好的是想到熊猫,想到长城,还有人说想到你们梳着大辫子,想到你们妇女都是小脚。在维也纳,我在街上走,在金色大厅门口推销音乐会票的小青年,一看我们来了,说“功夫来了,功夫来了”,对中国了解是十分片面的,这是说不清的中国。因此,在外国的理论界或精英界,这类人他们经常开研讨会,题目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生动的描写就是“十字路口的中国”,今后30年,中国可能是一个富强的中国,可能是一个衰败的中国,可能是一个霸权的中国,还可能是一个制造难民的中国,就这样粗暴地来论述中国。所以外国对中国的报道、描述,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报道的核心是中国威胁论,不管讲什么故事,内涵就是中国强大了,必对我们不利。因此,给中国制造的形象就是霸权主义,就是要跟美国争领导权的、正在兴起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面对这个问题要讲中国故事?我们原来比较多的是讲道理,讲道理不是不需要,但是效果是不容易做得好。大家看看讲道理的文章是什么,主要表现在社论、在评论员文章。如果一篇社论出来了,我们认真学习,拿一支红笔,凡是重要的我都画下来,最后结果可能是全画红了,还有种结果可能是一句没有画出来,不是很了然,不是很清楚,面对外国人效果可想而知。外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除非是专门学中国专业的,那就是中学课本里的中国,他哪儿知道我们的术语,“实事求是”他们也没有听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他完全不懂啊,所以讲事儿比讲理儿有效。

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接待了一位印度总统。到上海郊区去,乡长先做介绍,实际上就是做报告,我们乡GDP怎么增长的,我们乡的基础设施,我们乡的收入,我们乡从事的服务业,我们乡修了几条路……很长,总统听了就很疲倦,我也疲倦,听了超过半小时,就有点坐不住了。好不容易讲完了,就参观农村的家庭,是位中年妇女接待。她没有这些理论,只能讲事,讲她身边的事、自己的事。她说这房子我们盖了两年了,总统问哪儿来钱?回答我们自己挣的,这个房子我和老伴住的,这边的房子是儿子和儿媳妇住的。总统问,为什么老两口的房子小,儿子和儿媳妇的房子更大、更好?农妇回答,在中国儿媳妇是个宝,最受欢迎了。她讲的是真的故事啊,印度总统若有所思,噢,中国是这样的啊!已经完成了外宣任务,就是中国妇女地位高。中国妇女政策跟中国共产党有关吧?共产党还不错,印度妇女没有这个位置。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与其赠送维生素C,不如赠送原生态苹果》,故事当中的“维生素C”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文化,他吃了以后就吸收了,不吸收也没关系,给他一个苹果吃。我们乡长不,我们乡长把它提炼成维生素C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术语都用了,他吃得了、消化得了吗?

乡长讲农村妇女地位的问题,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乡党委贯彻了男女平等的精神,我们孜孜以求地提高妇女的地位,这几年我们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她们进行了培训、选拔了妇女干部,我们如何地为妇女的健康做了贡献……”讲的全是政府的政策,政策到张家庄、李家庄是一样的,没有特色。

一位外国驻中国大使跟我说,赵先生,我到中国来,去了几个省、去了几个县、去了几个乡、去了几个市,后来我发现我不必再跑了,他们说的都一样,没有区别。这就是“维生素C”。没有说你到黄岩要给橘子,到烟台要给苹果,到天津要给大鸭梨,不是,给的全是“维生素C”。他说,我就不必到处走了。所以讲故事就是给人家一个原生态的苹果,并不是要大家都做电视导演,都做莫言写小说,多数人就是讲你身边的故事。当然,对于媒体人来讲,不是你身边的故事,还包括公众的故事,要求就高,这个后面我再展开。

故事,为什么效果好?因为故事真实,因为故事能感动人、能被记住,另外有些道理不用故事表达不了。比如说伊索寓言,一只狐狸看到葡萄长那么好,可是它够不着,它想大概是酸的,于是走了。这个大家不要用故事讲,用哲学语言把这个事讲出来,谁行?讲不出来。为什么基督教传得这么快?大家看《圣经》全是故事。为什么我们的佛教、道教比较难呢?因为《金刚经》、《波罗蜜经》它难,说“空中有色,色中有空”,在座的学问高也许行,一般的信徒看不懂。基督教用故事来感动人,所以故事离真理最近,恰恰你把真理提炼出来以后,你说不明白。

国家形象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概括了三个要素。一是国家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个文化悠久的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谁也歪曲不了。你能说中国是一个小国,说中国是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说了人家也不能传播。但是说到社会制度、说到民族性格就不一定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你说我们文化博大精深,谁说的?中国人自己说的,那么你到了国外,又不排队,又大声喧哗,吃了饭剩下的不收拾,还真有个别随地大小便的,你说你文化博大精深,你能说服人家吗?你的言行即是文化,文化“走出去”不是指动画片走出去、小说走出去、报纸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人走出去。文化与人如影随形。

文化的定义太多了,文化是什么?几乎没有答案,“什么是文化”比较好答。“动物是什么”比较难回答,猫、鸡、狗、牛好回答,但是用“动物是什么定义”就很难。“文化是什么”定义也很难的,我觉得文化最核心是民族的秉性,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中国人祖传的勤俭持家、勤劳致富、祖传的孝顺等等,从小看着父亲孝敬祖父,我们就孝敬父亲,这是文化,所以现在中国人大量出国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已经带出去了。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我们企业家已经走出去了。所以,国家的实情、民族的素质这是国家形象的最基本的面。

第二就是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是靠外国还是靠中国?当然靠中国自己的媒体可靠,靠中国的电影可靠。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中文和外文差异太大,中文和欧美文字差异比起他们之间的差异不知大多少倍,外国人又很少的人才能理解汉字,所以说来说去还是靠外国人多。我们虽然努了力了,但压倒优势还是他们。这些广义的媒体包括我们的网络、报纸、杂志、小说,还包括电影、卫星电视等等。他们的报道一个天然有片面性,他们不是中国人;一个是他有他的自身利益,报得越离奇看的人越多,再加上意识形态就是不喜欢中国,不喜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有怀疑,要说中国好他认为你不正确,说中国不好他认为对,天经地义,是这样的。所以,媒体的传播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国家形象形成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媒体传播。

第三个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就是受众本身有一个文化程度、教育程度,有一个思维定势,他收到这些信息之后,他的判断是我接受中国是什么样子,跟个人倾向有关系。同一个新闻来了,不同人的分析可能结果不同,这一点就是我们控制不了的。第一个因素我们国家做得好一点,这个我们控制得了;第二个传播,我们尽量想各种办法传播得真实一些、生动一些,这还有努力余地;外国人看你,这是长期的,你不是很简单地影响到他。

所以国家形象改善实际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国家做好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对外的表达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为什么讲故事跟自信有关系呢?你不自信必然讲不好,必然做不好。我是浦东开发的第一任负责人,当时我们宣布浦东开发之后,国外媒体都表示中国不是想做浦东开发,中国是在搞政治,是在讲口号,来告诉西方我们还是改革开放的,其实根本没有力量做这件事,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当时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货币学家弗里德曼,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到了上海之后,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浦东开发就是“波将金村”。“波将金村”同义词就是世界大骗局。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有一个宠臣叫波将金,他在圣彼得堡周围建了一个村庄,告诉女皇,你去看看,这村庄我造的,特别好。夜里女皇就坐着马车、打着火把绕了一圈,果然好,其实这个村庄只有外墙,里面没有房屋,欺骗了叶卡捷琳娜,所以波将金村是世界上共用的世界大骗局的同义词。这是弗里德曼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中国学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还能发明新的,怕的是他们把我们的独立宣言拿走,把我们政治制度学去。这就是冷战思维,中国你们就是不行。这是一个大学问家,你说他对中国呈现多少仇恨就很难说了。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的传记作者表了一个态,如果弗里德曼还活着,他会修正他的看法。这个说的也不错。

所以,坚持四个自信,这里首先是文化自信。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民族,民族文化嘛,就是民族自信。浦东开发人家说做不好,我们有自信能做得好,果然做得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到2007年,浦东的GDP是原来全上海GDP的两倍。刨去通货膨胀,折合当时物价是这个结果,并且结构是高科技、金融以及外国公司的总部,应当说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也超乎我们自己的预料。只有基辛格跟我说:“我当初就说浦东开发不是口号,是实际行动,你看我说的对吧?”外国人里面很少有这么说的,如果我们也没有自信,看来是做不成。当然,事实没成功,故事你还有什么自信呢?
我觉得这个自信是在这里,舍我其谁,中国人的事自己做不好谁还能做好,只有我们自己去做。天津就靠天津人为主,上海就靠上海人为主,怎么能做不好呢?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制度的自信,文化的自信,最重要的是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也这么说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讲到最后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媒体人和学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中国媒体对外对内有双重任务,对内就是沟通社会——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国的不同地区、政府和公众,使我们政府成为一个透明的政府,保证我们的信息公开。对外向世界说明中国,同时解疑释惑,不要怕问题尖锐,问题越尖锐越要回答。我在全国政协这么多年当发言人,每次发言中外记者都问,后来发现尖锐的问题都是外国记者问的。不是中国记者笨,是中国记者有顾虑,记者去了,问完了回来领导同志会不会批评啊,会不会指责啊?放不开。我不敢保证所有的发布会,反正我的新闻发布会从来不布置问题,所以外国记者问的往往是最尖锐的,我认为是最需要澄清和最需要回答的。如果整个发布会是温吞水,您对房地产怎么看?说政府已经发现了,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让它不要长得这么快,要多盖点廉价房,说这个。PM2.5怎么办?不问也知道。但是尖锐问题正好是解疑释惑的时候,不讲就不行,所以媒体面对的是比较尖锐的环境。

以往,我们地方媒体,至少在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中国媒体不写国际评论,不是不会写,是怕写错了,他也不是怕写错了,他觉得自己写的可能对,他怕领导不满意。因此,国际评论是没有声音的。报道中国故事,如果这个故事是中国的一个缺点,报道不报道?要报道,你不报到谁信呢?

我问过基辛格,我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怎么样?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分寸可以,就是你们对外传播有问题,太美好了、太美满了,世界上有这样的国家吗?如果我们国家有7分成绩、3分不足,我只报这7分,3分不报道,把7分当成10分,人家不信;“7+3”一起报道,大家信7分,哪个报道好呢?实际上大家看,我们的党代会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一大段专门讲我们的不足,讲腐败、讲经济问题的险峻形势,很尖锐的,但是到我们媒体这边就不大讲了;但是网上可讲、微信上可讲,所以我们传播是两个层面,这对中国形象建立就是有困难的。

传播是极其重要的,但如果说国家形象由传媒来塑造,这给传媒的压力太大了。首先是怎么做?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我来传播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传播的正确;如果你是一个东亚病夫,我把你传播成一个健康的人,那不是瞎编吗?传媒是抓住要点,抓住某一侧面,真实地、有感染力地来报道,这是传媒。你不能够说传媒全靠我了,失火了你说传媒报得不好,还是失火失得不好?因为失火在前嘛。

不仅是对传媒,对文化界我也说过一句话。文化界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这样吗?什么叫“越是民族的”,越剧是浙江、上海一带的,这是民族的吧?到北京演出,我在北京他们给我打电话一定要捧场,让我把认识的人都带来,为什么?他只演三天,没有人看了,看越剧的都是浙江口音、上海口音的,讲话都是阿拉阿拉的。它是民族的,它是世界的吗?不经过传播,绝不是世界的。在本民族是优秀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能够传播和好好传播的。越是易于传播的,越能够被传播;有文化障碍的、不能传播的,传播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你硬要传播肯定是要失败的。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鲁迅说的你也反对?我查了,鲁迅没说过,是别人错误传播的。鲁迅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一点儿也不错。毛主席说“不是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上海小洋楼”,抽象的房子是没有的,当然是了。不是这个民族的,就是那个民族的,但是必须要经过传播,而且传播并不容易。中国的音乐传播到外国了吗?有人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西方人的表现手段,中国的故事,1956年第一次演出,不知在国内外电视台演了多少次。所以上海和纽约音乐界说做一个双城调查,在上海马路上随便问,给他听,你听过这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吗?随便抽样,一半以上听过,这算很不错了。在纽约呢?纽约调查力量弱,就调查100个人。中国方面害怕结果是0,我们提一个要求,要有20个纽约音乐学院学生在里面。这个民意测验不合格的,大街上、马路上有20%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吗?对不对,这个数据不可靠啊。不可靠咱们也看看吧,一问有7个人说听过,哪国的?不甚了然,日本的吧,中国的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咱们认为最成功的、中外沟通的音乐,在中国也是优秀的,因为不断地上演,但是,由于传播还是不够,在国外100个人里头,包含了20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调查结果7个人知道,就说明传播不容易。不要以为谁都能做传媒的总裁,谁都能做传媒的记者,谁都能做评论员,这是很难的。

今天,我们今晚海外网上线启动仪式,我就说我们《今晚报》以及相关的机构知难而上,必然是经过努力。也许经过几年,能够看到辉煌成果;如果有人批评,说你做了两年了怎么还不见效啊?这个批评不合理,没有那么容易。爱泼斯坦先生,大家知道这是唯一一个入了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是外文局权威专家,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和几个翻译专家给我写过一封信,说请您不要拿中文的稿子让我们翻成外文,怎么翻也是Chinglish,那个说法是不一样的,是循规蹈矩的中国体,一定要直接用外文写,用外文的思维才能写出感动外国人的作品来。他说你桌子上放一个纸牌,上面写着“你面对的是外国人”,我把这句话就转移到今天现场,我们面对的是外国人,不仅是外国人还是各式各样的外国人,俄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对中国的固有思维和看法、基础是不同的。我也说过,对外报道如果是7分成就、3分不足乃至阴暗面的话,不要过分掩盖不足方面,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你掩盖不住。CNN原总裁特纳跟我说,你对CNN满意吗?我说,我不满意。他说为什么?我们是电视啊、我们是摄像机啊,怎么会不真实呢?我说,摄像机是真实的,但是人有选择性啊,比方说北京市有7处花园,3处垃圾场,你拍7分钟的垃圾场,拍3分钟的花园,放上去北京不就是垃圾城吗?他问旁边的助手,是这样吗?旁边说有可能、有可能。他说,你什么希望?我说,七分钟花园、三分钟垃圾场我就基本满意。

所以,我们在介绍中国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当然,我们是中国人,何必夸大渲染我们的不足呢,一定要讲我们发现了这些不足,我们在改进中。我一再说,我们和外国人见面,应该“洗脸”但不应该“整容”,我就不应该戴着假发假装英俊,人家发现你“假发”反而是坏的结果。

唠唠叨叨讲了这么长,谢谢大家!

提问:赵主任您好,刚才您演讲当中讲了一个“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课程,听了也是很受益。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关于故事应该瞄准的受众问题,受众瞄准得好,故事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阶段,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应该瞄准海外的普通民众还是更应该侧重精英阶层?

赵启正:这个问题现在问特别有意义。我觉得是侧重公众,不要过于侧重那些政治精英,你改变他们的看法是很难的。你改变希拉里很难,但是你如果改变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相对容易,哪怕他们的记者也可能会受感动的。但是,他们这些政治核心人物,像川普,你去改变他很难。

今天没有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共外交的概念,这个话题展开恐怕就得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的对外宣传,以往就等于传单扔到天上去,谁接到就是谁的,接不着就算随风而逝。(对外宣传)一定要有对象,自己首先要划分一个受众的范围比较好,不能没有收信人,信封上不写字就扔出去,这个不行。公共外交概念在美国、在欧洲,就是政府对外宣传的代名词,如美国之音,是政府花钱对外国公众做宣传,所以叫“公众外交”,也叫“公共外交”,是指对外国公众,这个其实是很多的。今天的公共外交不只是政府做,公众也在做,特别是企业家,他们拿出钱来做基金会,到外国办论坛、办展览会,请外国记者到美国来访问,看看它的选举,或者到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派志愿者去讲公共卫生,讲小企业的改善。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说,好莱坞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宣和公共外交。美国电影在外国放映的票房远远超过在本国的电影票房,人家是这样统计,美国电影在外国多少、在本国多少;我们的电影统计是在中国外国电影有多少票房、我们本国电影有多少,这个视野完全不同。在美国来讲,好莱坞影片在外放映是本国放映的两倍。他说,这就对美国形象大有好处。为什么?你看,美国电影里讲什么,外星人侵略、地球危机,靠谁打倒?美国队长。导弹丢了、原子弹丢了,这要爆炸了还了得,谁把它抢回来?美国好汉啊。明明是假的,但是人家心里讲,世界上的事还是得靠美国。政府没花钱,公共外交做得多好。就是刚才你说的,你看见了吗?他对的是公众。这个电影感动不了外国精英,但可以感动外国公众,我觉得我们的报纸还是对大众的。

南开经济调查 | 知中国服务中国
联系我们或寻求合作,可发送邮件至 info#nkear.com(发送时请将#改为@)
调查札记 更多
调研报告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