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企业家是“活电影”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承担者
2016-12-12 原创 编辑刘莉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赵启正发表主题演讲

12月10日,由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企业家培训共享论坛年会举办。年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南开大学滨 海开发研究院院长赵启正就“企业走出去的公共外交”作主题演讲。

中国企业具备“走出去”的能力 但经验不足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业务规模迅速扩展。赵启正介绍,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全球 第二,存量位居全球第八,境外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国2.02万家境内投资企业在国(境)外设立3.08万家对外直 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虽然与中国经济总量相比,中国“走出去”的规模较小,但“潜力大, 增长快”。

赵启正称,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但“走出去”的经验不够丰富。中国“ 走出去”企业更多注重自身经济利益,忽视了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媒体等的沟通,由此导致“走出去”失败的案 例屡见不鲜。赵启正强调,企业“走出去”不仅要关注自身经营,更需要了解当地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下力气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企业家是“活电影” 代表国家形象

赵启正谈到,文化和经济“走出去”如影随形。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济“走出去”将行而不远;而文 化“走出去”,也离不开经济支撑。文化“走出去”不仅是动画、小说“走出去”,更是企业家要 “走出去”。

“动画、小说是文化的载体,但文化本身是什么?是人的特性。企业家是部‘活电影’,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承担者 。通俗地讲,企业家‘走出去’,不仅是去投资、做生意,其一言一行都是文化,代表了国家形象。”赵启正如是说。  

以下为赵启正演讲实录,由云何数据速录并校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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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有明确的表述,特别强调了企业走出去的自主权,放松政府的管制,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决定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势的确有所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派我带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访问蒙古和韩国。

到这两个国家后发现,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很多。特别是韩国,他们已经把我们三中全会的文件全部译成韩文,企业家们人手一册。蒙古差一些,他们没有译出来,对中国所知较少。韩国觉得中国对外投资要加强,对他们是一个好的机会;而蒙古就(觉得)比较恐怖,中国要调整供给侧改革,特别是要减少煤的排放、减少钢铁业,他们很着急,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贸易就是卖矿石。你们供给侧改革我们怎么办?(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总体上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各个国家的欢迎态度不尽相同,规格也不相同。欧洲和美国往往还受到意识形态的障碍,他说很欢迎,但是去了却不是那么“很欢迎”。我们中国政府也好,各位企业家也好,对引进外资相当熟悉,操练了三十年。可以说,我们很容易说服外国投资者,也的确给他们很多的优惠。这么多年(我们)是以吸引外资为主,但是“走出去”的经验不够丰富,不是说全部企业家经验不丰富,有些企业“走出去”早的,可能受到些挫折,或取得些成功,有些心得。广义来讲,我们还是生手。所以,今天就讲,企业“走出去”怎么跟外国整个社会打交道,这叫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这个词来源于美国,但英国人说可能来源于他们,他们《泰晤士报》说100年前就用过这个词,但是美国把它列为学科是比较早的。原来定义,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外国公众来宣传,讲本国的国情、政治、文化,这叫公共外交。但现在,公共外交(的定义)改了,扩展了,公众之间跨国的交流,具有介绍本国文化、经济、政治的责任。实际上,企业家“走出去”,中国人“走出去”,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了。所以我们“走出去”之后,不是只面对你的合作者,不是只面对跟你签合同的那一家,你是面对整个社会。如果面对企业家,我们还是有经验的,在经济语言或者经济法律上我们还是做了预习或准备。但面对整个社会、面对议会、面对媒体、面对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面对外国记者、面对工会,这个全面的训练我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议会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一样,他们的工会跟我们的工会不一样,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和我们的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面。所以,我想就这些问题跟大家一起扫描一下。

我们企业“走出去”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由很多,从国家来说发展经济不只是GDP ,GNP也要增加,就在外国创造的财富也算我们的,但是原来我们GDP和GNP基本相同。另外,我们的外汇储备不能老买外债或者存在那里,最好把它花出去。进口花了一些还是放着,放着就是等着贬值,承担风险。企业“走出去”,就可以把外汇用上,现在国家也很慷慨,没有过多的限制。

以前我们“走出去”可以说是“走不出去”,我们跟人家没法平等地对话,我们所知甚少。就像我在负责浦东开发的时候,做规划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多问题,但真接触发现知识面不够。现在想起来就是笑话了,人家说这个投资BOT行不行?我们说BOT是什么?对方立刻觉得,咱们还往下谈吗?对方就变得没有什么兴趣,应付应付就走了。我们就从头补课,我就找(普华)永道,我说你是不是讲一课BOT。给谁讲?我说给上海市的官员和大企业家,他居然找我要十万美元讲课费。我说你要的太高了,你知道听课的是什么人吗?是你(普华)永道在上海立住脚就靠你这堂课了。因此,我收你宣传费十万美元。我说行吧,对冲吧。我们当时是如此的幼稚和不懂。

今天,可以说基本术语和行业的高科技我们了解了。我们有足够的企业家、足够水平的工程师、足够好的商业翻译,可以对话了。所以说,“走出去”走晚了,这话不对,以前我们“走不出去”,也没有钱。我们产业结构继续调整,产能过剩,高科技产业缺失,这时候“走出去”对我们有利,这是从宏观角度讲;从微观角度,不同企业各有所需了,到发达国家可能是吸收高技术,扩大国际商业渠道,获取品牌。到发展中国家去,又降低成本,土地成本、劳动成本。各有所需,大家都想“走出去”,这是“走出去”的理由。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扩大企业及个人的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就是你能决定你自己,允许发挥自己的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以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绿地投资不是指绿化,是指直接增加对方的产能,增加对方的工厂、增加就业、增加税收。

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证,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多项服务,扩大投资合同的合作空间。

这两段话,上一段是给大家说的,下一段是给政府。政府不是没事了,这两边的投资协定、税收协定、领事保护体制是政府的事,政府不是一撒手一放就灵。政府还得管,碰到这些事得找政府,政府得主动去做,这是有分工的。如果说把这两件事概括一下,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有几个年份是有纪念意义的。2009年,我们是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汽车产销国;2010年,是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2年,是世界最大电脑市场;2013年,是最大的进出口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境外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这个趋势对外国人是很震动的,外国人对于中国这种发展是两种心情。一个担心中国影响国际秩序,取代美国的作用,他们对中国不放心。原因就是冷战的残余,你们是共产党国家,你们对我会好吗?你们是不是前苏联?因此不放心。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发展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老说中国搭了他们的便车。WTO说对中国有好处,川普说不能再让中国搭便车了。但实际上,他们搭中国的便车也很多。

最近我搜集到一个澳大利亚的漫画,中国是他们最大的铁矿石和煤的购买者,咱们大量买他们的铁矿石,他们很得意。在2000年前后,每过一年新年开始,宣布提价70%,就是去年的170%,并且连续干了两、三次,你怎么谈判(没用)。所以,他们GDP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中国,现在中国一提减少钢铁,(他们)绝不再讲价,要降价,降价还卖的不够。一张漫画,20多个企业家跪在地上拜上帝,亲爱的上帝,请保佑中国的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啊,阿门。这样的漫画就说明,他们的中国梦和我们的中国梦是两个梦,我们的中国梦是Chinese dream中国人的梦,他们的梦是China dream他们希望中国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最好每人每天喝一瓶可乐,最好每人都买一台苹果手机。

2015年,中国境外投资流量全球第二,存量全球第八;到年底境外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大陆2.02万投资者在国外境外设立了直接投资企业3万家,分布在188个国家。这个量还是小,总量小,潜力大,增长快。因为我们的GDP远远超过了全球的10%,我们大约15%了。按照这个比例来看我们还是小,还有大大的增长余地,可能在座的各位就是这10%+。188个国家各国的法律不同,文化不同也够我们研究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挑战,由于意识形态的障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企业投标。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中海油收购美国第九个石油公司,和我们竞争的各国的投资者都比中国出价低,中国出价高,所以尤尼克很愿意卖给中国。可以说都草签了,但是美国社会就反映“中国能收购能源公司吗?”因为美国的油页岩也上来了,卖这个公司对美国整个的能源布局没有影响,舆论上就是不卖,尤尼克说我卖,但是他不能自主,国会议员联名写了一封信禁止出售,结果这项出售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在耶鲁大学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论坛,这就属于公共外交了。不是政府面对面,是过去的官员和教授、企业家面对面,不对记者开放,大家直言相告,会后不得引用。对方的团长是基辛格和舒尔茨,这都是国务卿,我方是我、外交部前副部长杨文昌、还有熊光楷同志。(论坛)就涉及到购买尤尼克的问题。

舒尔茨在中国不如基辛格有名,但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国务卿。他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中海油是国营企业,那收购美国的能源公司,你们不想一想美国能让你们国家来控制美国的能源吗?我们熊光楷同志回答,我们的企业跟私营企业运行一样的。舒尔茨说,你在市场上运行一样,但是所有权谁的?(熊光楷回答)那也一样。(舒尔茨问)那你们国家的国资委管不管中海油?董事会是不是受国家控制?不好答。说得很清楚,不能让你们共产党的企业控制我们的企业,这是舒尔茨说的。

那不是共产党企业,私营企业行不行?比如说华为,华为到澳大利亚投资通讯网。华为在中国做过,规模比它还大,并且这些基本设备华为做得非常好,非常之便宜。(华为)在印度投资最后也成功了,那到这应该是可以,既有资本、又有人才、又有投资历史,全符合。最后,他们的总理,是位女士公开说华为不得参加。为什么不能参加?我们是私营企业。“那你们的董事长是不是当过三年兵?”想阻止你的理由很多,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如何应对不是没有办法,我们也得有一套说辞藏在心中,不是去作辩论,是去说服他让他放心,没有控制美国能源的意思。所以中海油就接受教训,如何谈判、如何说,他做反复开会总结教训。最后到加拿大收购尼克森,也是一个石油公司成功了。所以企业还是能进步的,但收购之后加拿大又说下不为例,就这一个了。

有某种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承认你是市场国家,欧盟就是这么说的。欧盟这么说以后在中国开了一个会,我说你们违反WTO当初的规定,应该自动承认中国是市场国家,可他成心这么做。这么做必影响中国对他的投资,是相互制约的,所以他要想想往下怎么办。英国就说了,我们没这么说,我们进入了黄金时期。好啊,那我们就去英国投资,那法国和德国呢?也必有感想。

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多变,说了不算。这个不是指美国和欧洲。这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说了真不算数,到时候非亏了不可。在波罗的海四国,海关专检查中国企业家的箱子,几十万美元说没收就没收。我跟大使馆说,人家说没办法,法律就这么规定的。可是不带钱怎么转出去呢?银行又不通。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大量的现款存在家里。当然我们这些企业很有办法避税,但最后钱走不了,这都是想不到的事情。

还有我们不了解情况,咨询的机构较少,我们找不着,我们不肯花咨询费,舍不得小钱丢了大钱。咨询是很重要的,我在浦东当副市长的时候,我管外贸,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外国很多律师在中国开事务所,事务所实际上才一两个人,他们给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

瑞典的罗氏药厂是非常有名,到中国来投资CT显影剂。他就请外国的律师事务所给他做可行性报告,我看总论里头,这题目就很有意思:中国现在用什么显影剂?哪国的?多少钱?要列入公费还是自费?中国现有多少医院使用CT?还有多少医院准备进口哪个国家的CT?中国有没有自己制造CT的可能性?是不是需要选择中国几个有权利的医院,我们提供药品做试用研究?如此之细。而我们“走出去”没这样做,舍不得花咨询费,咨询费很高,我问了一下咨询费是10万美元。结果人家来了,现在很大、很成功。

签证和工作许可证限制很多。2000年,我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大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展览会,在纽约租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厅。结果几个集装箱装配的时候,纽约工会说,“慢着,你们用什么工人装配啊?”,“我们中国带工人了”,“不行,必须用我们的工人”。我们这里有中文、英文,还有故宫、天安门这些模型,你们不熟悉对不上。“那没关系,你们工人在旁边站着说,我们工人做”。我就跟美国人说,怎么这么不讲理,他说纽约工会厉害,你下回别上纽约了,上我们州去,我们不限制。我们说他们做,可是不行,汉字他不认识。结果我们做,他站着,他白拿工资。我们的民族乐队来了,音乐家协会说了你给我们配几个美国演员进去。我说你也不会拉二胡,他说小提琴也可以啊。这就不讲理了。当然最后没有成功。就说签证有的时候时间过短,两个月、三个月得回来一趟,然后再回去,不胜其烦。

劳动法对中国雇员人数限制过客,反垄断法要求过高,要求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广泛,处理劳资纠纷难度很大,甚至尖锐化。所以“绝不要认为中国企业家到了外国,像外国企业家到了中国那么厚待。”吃饭、喝酒、签字、领导接见、放炮、开幕,可不是这样的,要有一种很尖锐地讲价还价过程。

在国际舞台上,企业家与国际是共命运的,国家胜利与企业品牌是孪生兄弟。中曾根说过,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松下是我的右脸。索尼、松下做好了,我就有光彩了。那可不是吗?三星不就是韩国的脸面吗?三星一不好,韩国人到这里就不那么光彩了。中国的品牌出去,那就是中国造,那就是中国,意识形态差异是“走出去”的重要障碍。用他们的话说,中国企业这个词已是术语了,代表着那些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的、如怪兽般的企业,他们窃取商业机密,入侵美国并导致美国劳动者失业。华盛顿邮报,2012年12月。这不就是川普的话吗?

我们国家的就业岗位让中国人就业了,不能让中国人再“走出去”了,他讲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我在日本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后边坐着5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个说:“你在浦东弄得那么好,把日本企业都吸收了,我们空心化了,你们中国有没有责任啊?”我说,中国没有责任,到中国来投资不是中国强迫的,是你们董事会决定的,如果不来中国投资,你在日本就跨了,到中国投资把你资本保住了,你说该来不该来?

波音公司的零件,比如说机门、机头在中国加工的,波音公司工人抗议。波音公司董事会说了,我们是对股东负责,对工人我们尽量爱护,如果我们这样做中国会买更多的波音飞机,中国果然一订增加了几十架。波音公司总部在麦当劳快餐馆门口打一个横幅“感谢中国对我们的照顾。”所以,美国不同层次对我们中国态度是不同的。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了全球化时代有困难,资本家喜欢中国,产联劳联不喜欢中国,因为工人阶级互相争夺了就业岗位,时代的变迁也是出乎我们很多伟大人物的历史预测。

所以,大家出去之后是为中国的品牌争光了。中国企业出去是不是都是人家的毛病,我们自己没毛病?不是,尽管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值得钦佩,但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品牌声誉非常糟糕,打入海外市场的整体追踪记录也很差,令人质疑中国企业部门是否是真正的、尽责的、全球商业参加者。这是一本书里写的。中国走向全球他是不完整的大国,中国不完美,有很多缺点,这是他们的舆论反映。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公共外交素养是很重要的,就说文化和经济“走出去”是如影随形。文化“走出去”说我们动画片“走出去”了,小说“走出去”了,经济“走出去”了,这是文化“走出去”,但这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本身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性,人家一看是中国人、是日本人看得出来的,举止言行不一样的,秉性是中国文化。企业家出去了,中国文化就出去了,是活电影。你在外国是不是要说话?是不是要谈判?是不是要走路?是不是要休息?这就是中国文化。

在柬埔寨、老挝我去了看了看中国企业。他们市区有一些酒吧,外表看着很平常,一进去都是好酒,XO、人头马,价格牌子的标注都是中文,也就是中国企业家为主。在这喝好酒、吸雪茄,这就是中国一部分企业家的表现,这就是文化了。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罗,一个民间的歌唱家在当地有名,唱了个歌:我们东北那边来的朋友赚了钱了,钱拿走了我们还是那么穷,我们真穷的不好意思,真是惭愧。这就是对我们不满了。

所以文化和经济是同时“走出去”的,因为企业有企业文化,个人有个人素养,这个“走出去”了,文化已经“走出去”了。由于喜欢您的企业,由于喜欢您的品牌,由于喜欢您的个人,从而喜欢中国,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这种文化差异,我们一不经心就会出现问题。

海尔在国内,每天上班有一个五分钟的早班会,一定要有一、两个人站出来讲一讲我昨天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我要改正。到美国,请美国工人每天五分钟班前会检讨你昨天做了什么,美国工会抗议,这对我们侮辱,为什么要讲我的不是。你觉得挺好、挺正面的,人家觉得很负面这怎么办?改了,每天早晨班前会,讲一讲我昨天有什么功绩,我昨天做的多棒。美国人说这个可以。你看这种文化差异,你不小心就错了,虽然你不是恶意(但)就是不行。所以这两种“走出去”不可以分割,但我们的文件都是分割的,讲文化“走出去”是在那段呢,讲企业“走出去”是在离老远的那段呢,从来没在一起说过,我就老说这是个缺点。
   
千万不要以为文化“走出去”就是动画片“走出去”,动画片“走出去”远远没有企业家“走出去”重要。企业家是大活人、大精英,带着钱、带着产品。你做得好,(外国人)就会喜欢中国,你售后服务不行,我不再买中国货。

公共外交,这个词在中国现在已经是热词了。在政府的工作报告、在领导讲话中已经用了,但在十年前是没有的。我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来以后,我就到处去讲公共外交,什么意思?这不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吗?这就是全民外交、万众外交,和外国人打交道就是外交,这个外交是我们某位总裁、某位CEO。

政府与政府打交道叫做政府外交,必须是授命的,或者是总统、总理。一国的政府对另一国的公众,这叫对外宣传。如美国之音向外国公众表达美国的精神、表达美国的繁荣富裕、表达美国多好。但今天公众教育程度高了,不是像傻瓜一样听信美国之音。特别是中国公众,出国完全不受限制了,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也说话了,那么你对外国人说话,你是不是在表达中国?另外,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比如说天津商会出去到美国,我们想指名某一位议员访问一下行吗?因为你最近谈中国很多,我们觉得你关心中国的事情想跟你交流,他一定很高兴,他觉得捧他了。在议员眼里,中国天津这么大城市,商会找我很乐意,请进来。对他来说,这是他的公共外交,是对中国的公众说话;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公共外交,我们对他说话。

公共外交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也可以翻译成“公众外交”。公众对公众当然更有交流了,天津商会和纽约商会交流,你们是神户的友城跟神户常有交流。交流时讲什么?还不是讲中国经济吗?中国经济不就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政策在里头了吗?不是让你做发言人,就是让你讲中国故事。

本国政府对本国公众叫沟通,不能叫外交。特别在中国,对台湾不能是外交,外交成两国了。而台湾他们恰恰跟中国搞外交,这个我跟他们说了,我说咱们不是公共外交,咱们是一国的人,咱们是交流,咱们是谈谈,是聊天。

有人说了,华人华侨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力,这又错了。华人华侨不能在中国的影响下进行公共外交,那在外国他不好待了,成了第六梯队了。华人华侨是天然的、双向的公共外交桥梁,我跟侨办侨联都沟通了,他们同意我的定义。他对我们讲外国,对外国讲中国,特别好。但是他不是中国政府主导,不受中国政策牵引,这样避免他在国外受压力,同时都是华人华侨态度也不一样。
  
骆家辉到中国做大使,人家说了,我作为华人后裔到中国做大使是我们家族的光荣,我在中国一定要表达美国精神、坚守美国利益。越是华人华侨,当了外国官越得这么说,他怕人家怀疑,你中国血统到时候你偏向中国。陆克文不是华人华侨,澳大利亚总理会中国话,咱们的报纸特别是一些比较小的报纸,好啊,会中文的人当了总理了,这给他压力了。他就回应,对中国很严厉。咱们别这么幼稚,他有他的顾虑。默克尔对中国比较友好,但是攻击起来也很厉害。

企业是公共外交重要的承担者,公共外交是政府或公众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媒体、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向外国公众讲自己的故事。包括对外国议员、对外国政府讲本国的故事,回答对本国的问题,同时要听。公共外交最重要的是听,对外宣传是不听的,印外文的画册,没有收信人,跟传单一样。而公共外交是面对面的,强调面对面,早期美国之音没法面对面,但是有读者来信,有记者访问。公共外交可以做朋友,一次一次的见。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形成更为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对你的印象好,它的政策对你会好,如果民意不好,政策受限制,例子太多太多了。

日本的福岛核反应堆出事,它的反应堆上要浇水,要一个力量很大的喷到62米的高度,在全世界的抽水机水泵里只有中国三一重工有。(日本)说要买一个,三一重工是中国企业,很善良。日本有这么大的危机,送一台,就把别人加工要交货的先给他了,这就是做公共外交了。日本公众一看,中国人善良,我们两边这么不喜欢他们,他们还给我们一台机器。中石油送一船油,一船油几十万吨,不要钱,感动日本。我觉得可以,但是你看看网上,我们的愤怒青年十分愤怒,你们跟小日本这么好,你们吃饱了没事,你们有钱啊?挨顿骂。那是不是还有第三家企业敢这么做?中石油是不是还敢送第二船?三一重工是不是还敢送第二台机器?说明民意影响着企业行为,更影响政府。

铁道部在前十年买了外国的动车组,动车组一买就是一列。铁道部部长给我打一个电话,启正同志你关心一下,今天我宣布买日本、德国、法国180列动车,网上会不会骂我?我说为什么骂你?因为我买日本车了,(担心)骂我汉奸啊。我说好,我给你盯着点。中午又来电话,我现在不在北京,怎么样骂我了没有?我说现在还没开始。因为中国民意讨厌日本就影响政策,民意一定影响政策。所以,我们改善民意实际上是改善中国的处境。

美国多年来,从改革开放一开始看到中国苗头,他们的中国威胁论就加码了。当我们很穷的时候,中国威胁论它不太重视,顶多是跟着苏联怎么怎么样,你威胁不了它,你什么都没有怎么威胁?现在有力量了,日本跟着,各种理论背后都是中国威胁论。你吸引外资也威胁到它了,你粮食吃多了,说世界闹粮荒了,中国威胁论说了很多。说中国是“霸权国家”,你看南海九段线画这么大,都画人家门口去了。这一挑拨咱们的友好邻邦突然不友好了,因为他们造的负面中国负面国际形象起作用了,这就是国家形象影响国家利益,不要以为舆论是空的。

所以公共外交极其重要,而企业家是最重要的承担者。为什么?大量的、几万家中国企业在外国,一个企业有几个中国人?有十个,那就是几十万,所以企业家是重要的承担者。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企业是全球化的先行者,不仅有经济实力还有强大的话语力。咱中国句话叫“话语权”,这个翻译错了,话语权是不通的。话语权是权力,力量的力还是利益的利,这是两个意思。一个是right,一个是power,话语权是指power,是指影响力,不是指发言权。发言权没用,没有影响力,这就是没有话语力。我问日本人怎么翻译,他也翻译话语力,我跟很多人在讨论,都觉得话语权是翻译错了。小国就没有话语权吗?问题是你在联合国发言人家不重视,小国发言对我有什么影响啊,我懒得听,我外头聊天去了。哦,下面中国发言了,欧盟发言了,那我听听,听听影响不影响我的利益,这是power,权势。

我们的企业家有power,在非洲谁要想见非洲的总统,我们几个投资者有时候比大使馆说话管用。奥运会他们不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家一招呼来了,比政府都厉害。企业家在国内国外都有影响力,我到日本去访问,日本的夏普跟我非常熟,说你准备访问哪?我说准备访问长崎。长崎谁接待你啊?一看,他说这是副执事,您阁下这么大人物,他们居然是副执事,拿起电话来给他们的执事打电话。电话一放,改了,正执事接待。我说你这么大权利?他说,我是第一交税大户,他敢不听我的?企业家power厉害。不要说中国企业家和政府,政商之间怎么样,任何国家都一样。只不过,我们不要搞桌下交易就是了。所以,企业家是重要的公共外交承担者。

企业家要善于跨国外交流,你跟外国人说话要注意障碍。你外语再好也会碰到问题,最高级的翻译也会有问题。有些外语大学毕业的硕士、博士对此还有点不服。我举个例子请他翻译,他立刻承认了。跨语言特别是汉语和英语、法语、德语差异太大,有些话几乎不可翻。跨越生活习惯,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而出现障碍,随时发生。宗教信仰,咱们不大信教,人家都信教,他们对不信教的人轻视,认为你不文明,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我们不能就承认我们没有信仰。

韬光养晦,这是小平说的,我们不要学苏联,不要打大旗,不要组织集团,不要带头跟谁对立。这有十几种翻译,没一个对的。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隐藏能力,假装弱小,隐藏野心收起爪子。你们韬光养晦原来是阴谋?(实际上)韬光养晦是保持低调的意思,不是卧薪尝胆的意思,这完全是两个故事。

北京有个很有名的大学,在参考消息上登过广告,“商场如战场,孙子兵法在商业上的应用”,是个CEO培训班。讲孙子兵法,俄罗斯通讯社就写了“中国人了不得,孙子兵法用于商业,大家要小心”。孙子兵法不讲道德嘛,它可以欺骗,用于商业(这还得了?),这就叫做对中国文化也没通,对外国文化也没通,弄巧成拙。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总书记在十八大对记者一个短的讲话。现场翻译“打铁还得自身硬”,(是这么翻的),谁硬?铁要硬,铁不硬打出来的东西能硬吗?CNN不同意,“打铁还需自身硬”(翻译成)有一个人要硬,就得铁硬,胳膊要粗,要有技巧要强大。英国每日电讯报,当然英国英文是权威了,说你们翻译的都不对,(应该是)“打铁还需锤子硬”。在座的你们哪个英文好,能够把这句话翻译好了,超过这三家。咱们外交部口译都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在联合国培训好几年,发音、文法绝对不会有错的。但是这个障碍在于“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是谁啊?各家理解不一样。新华社英文版是隔了一天翻译的,新华社一看就不敢这么翻了,决定不打铁,就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就完了。所以跟外国人谈判的时候少说唐诗宋词,除非你想给中国人听,到外国人那你这话不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信仰,这信仰很高。但是己所欲必施于人,行不行?我好喝酒你得喝酒,不喝不够朋友。法国的国防部长跟我有一段对话,到中国来我下次要谈条件,不许强迫我喝酒,我不爱喝酒怎么就是不够朋友?我说你不了解,中国人酒逢知己千杯少,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三碗能过岗,你不是知己吗?你不是才子吗?你不是壮士吗?他说我身体不行,我喝了实在难受,我不当壮士行不行?这个毛病,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如果在国内,你是主宾,这顿饭你就别想吃,各桌子跟你敬酒,有个三五桌你怎么办?日本人也有这个毛病,一个一个敬酒,干脆不坐就站着。我说你怎么不吃两口?他说我们当议员出身竞选各处拉票,必须尊敬大家,就是站着不吃了,这是亚洲的毛病。

法国人就不干了,但法国人不干,不等于俄国人不干。叶利钦来了,我在上海负责浦东开发,还负责外事,我去欢迎他,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他使用的语言都是布尔什维克语言,赵同志你还有问题吗?我说问完了,没有了。他说你应该问“叶利钦同志你是不是酗酒者”。我说我没这个问题,这是外国记者说的,西方记者说错了,我告诉你我不是酒徒。到晚上宴会,他问我准备了什么酒。我说准备了好葡萄酒,茅台呢?茅台不上。他不是酗酒者,他心脏不好,他不敢。“上海人难道不喝茅台吗?”,他暗示要喝茅台。喝葡萄酒的一种小杯,他喝了七杯,一看这不行,赶紧找他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在另外一桌,酒醉如泥趴在桌子上了。所以中外有别,但是我们的喝酒无论如何要节制。
   
法国的总统希拉克到北京,他的夫人小声跟总统说,让我们听见了,“中国人真浪费,这菜吃不了不拿走,真浪费真豪华”。(人家是)相反的印象,不认为你好客。克林顿访问北京、杭州、上海,访问完了跟李大兴偷偷说,中国的接待水平,领先的是上海,(上海)领先那两个城市十年到二十年。何以见得?你看他们敬酒的形式,一举就完,绝不过来跟你来回碰。第二,菜这么少,上海人抠门啊,这是国际水平。说完了就后悔了,别跟那两个城市说,说了我以后来不了了。大家看看是小事吗?这种吃、喝实在是丢人的事情,在国外吃饭不拿盒带走,在外国往哪儿带啊?那你少要行不行?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变成了己所欲必施于人,好心成了坏心。大家都是企业家,务必在喝酒和上菜的问题上,有所节制,我听到太多外国人的不满了。
  
刚才讲语言的困难、生活习惯的障碍,(下面说)宗教的障碍。只有美国的钞票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的人也得用,美国人宗教观念最强。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宗教领袖叫路易帕罗,访问中国时经别人介绍找到我。他说你读过圣经吗?我说读过,其实我也皮毛,稍微翻翻。你对圣经怎么看,你对上帝怎么看?上帝是否存在?圣经是否上帝的一指?宗教和科学有没有矛盾?宗教对社会有没有贡献?宗教为什么这么多派别?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说还要继续谈,咱们俩出书。他说我去过100多个国家了,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我说你什么目的?(他说)我要能说服你,(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将是伟大的基督徒。我说我从小受唯物主义教育有惯性,转变思想挺困难,我也去不了美国,我去美国受限制。他说我来中国,最后一次在上海谈,出了本书叫《江边对话》,出这本书困难了,新闻出版署说宗教我们怎么审,不敢出。我把给这本书稿子给叶小文,宗教局局长,他说这本书好啊,我让他们出我写书评。你只说中国宗教政策多伟大,这本书是没人看的,这叫共产党的宣传;两人对立的观点,有人看的,看你们俩到底怎么对立。这本书出了外国人自动购买版权,西班牙语、英语、日语、韩语都出了。

那就说举行个发布会吧,在中国、在纽约,这位老先生比我年纪还大一点,跟我热烈拥抱,这不挺好吗?一个英文报纸不干了,说“上帝你怎么能让中国的无神论者跟美国卜道师拥抱?”因为按照宗教信仰人的行为是上帝安排的,上帝指挥你,你不听上帝的,但帕罗得听上帝的,怎么能跟你无神论者拥抱?

我们的大学生跟留学生聊天,你信什么教?我信天主教。你呢?我什么教也不信。中国人什么也不信可不好,他不想做好事进天堂,也不怕做坏事入地狱。帕罗就问我,旧约说了“要想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是不是你赞成?我说赞成,很好的一句话。中国有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赞成,很伟大,谁说的?我说孔夫子。他说孔夫子,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道干什么的,说明我们从来对外传播就不行,不是说现在。咱们一说希腊,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我们倒背如流,说孔夫子不知道,这不是我们对外表达不够吗?
   
这是美国的两本书,《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右边是《红色的dragon崛起了》。dragon翻译成龙,这是错误翻译。dragon是长着翅膀,能喷着火的恶动物。咱们的龙没有翅膀,是个善动物,龙不吃人,风调雨顺它管,皇帝的尊严它象征,龙船是快乐,龙灯是节庆。dragon从有英文字典就是错的,在民国初年有人建议要翻译成“獗”,红色的dragon崛起了威胁着美国。左边这个就叫《中国威胁论》,画的也不是龙也不是dragon,是个怪物。我们赞成龙是中国的图腾、象征,但不是dragon,这一画就引起些麻烦。中国人有钱了,买了美债,买了欧债,世界上有钱的就两家,一个美国一个中国,所以世界的金融市场看落在谁手里了。中国dragon和美国鹰,要抢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川普说,我一上来头一天我得宣布中国是外汇控制国家,不就这思想吗?政治漫画比文字评论更容易传播,一看就懂,代表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为什么华为不能进去(国外市场)呢?这是经济学家的杂志,把华为手机画成间谍,眼睛就把外国都监视了。很多案例都是从政治出发的。

中国在国外做得很好的也有很多,比如在肯尼亚。在肯尼亚我们修了一条路,在非洲没见过这么好的路,人家出了纪念邮票——蒙巴萨路。我最近为了“一带一路”的事,不久前去了一趟肯尼亚,咱们现在给他修一条铁路,由蒙巴萨到内罗毕,38亿美元的贷款,480公里的长度。他们总统说,至少提高他们GDP的2个百分点。他们一共没有几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已经很厉害了。我们的工人、管理人员上千人,最多的时候可能达到四五千,他们是我们的十倍,在中国的铁路上班挣中国的钱,他们感觉挺光荣。两山之间水泥柱80多米高,直径10几米,漂漂亮亮,非洲各国总统都来看,给我们也修一个吧!

如果诸位有铁路产品就带出去了,大家得跟随大企业或者大项目走,得主动去问,这就是机会。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一带一路”大家都去吧,我要强调一下,三思而后行。“一带一路”是唐增走的地方,修路是很困难的,沿路经济不够发达,有了路可能会没车,有了车可能会有恐怖主义分子,没有恐怖主义分子,地方政权跟中央政权对立,是军阀。我们缅甸的水电站,密松水库,花了几百亿了,地方政权垮台了,就停了。大家要谨慎,看准了去也许你能发财,冒点小风险也可以,不要冒大风险。

“一带一路”不要把它说的政治化,说美国把我们东边封锁了,我们西进。我们没有扩大势力范围的意思,企业“走出去”,怎么“走出去”?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就是给企业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以参考的(发展)方式,是一种可能性。不要把“一带一路”说成中国的扩张计划,或者马歇尔计划。另外,“一带一路”不是咱们花钱恩赐他们,这是贷款,他还得还,那要是还不了,那就是我们坏账了。我们要事先想好,他们能还不能还。历史上不能还的例子还是有的,非洲汉丹铁路到现在钱还没还呢。

公共外交的素养从观念到行动,观念要正确,行动要好。简单的说,知晓本行业的国际相关动态,东道主相关法律、政府议会、劳动组织、媒体的背景,他们的价值观活动特点,了解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合理承担当地的社会责任,建立可靠的当地公共关系。在国内你就是优秀企业,“国内没搞不好,在国外就搞好了”没这事,在国内先练功夫,练好了再说。

公众的文化素质是公共外交的基础,人到哪里文化到哪里。“走出去”是两个轮子一起转,但是不容易,中国现在每年出去人口1.2亿,真正到了外国的是四分之一。到任何地方都听得见中国人说话,听得声音大的就是中国人,我本人就是这毛病,就是改不了。中国人说话声音大世界出名,苏兹贝格在三十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做《国际风云70年》,其中提到亚洲人打电话声音特大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亚洲电话不好?那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苹果,也是三星,声音(还是)特大。这是小事,但是我们人走出去了文化就走出去了。文化改进是很慢很慢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文化改革,进行了200-300年。我们改一些毛病,能够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模范的国际公民也需要很多年。
   
出境也要反腐。我们随手掏钱这是成习惯了,我们的孩子在国外学习不好,家长去了一上来先拿一张支票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告你。这不是说把中国的反腐条例拿出去就行,大家要研究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国际商会抗击腐败规则、国际商会反腐败条例。大家如果找这个很困难,请读一本书叫《走出去国际商务反腐败规则研究》,人民大学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中国银行编的,这是中文版,无论如何要翻一翻。

比如在美国,我就收到过美国的照会,照会就是各国都通知,通知给美国人送礼超过130美元算是违法。不能随便给美国人受勋章,在美国本国,文职人员是不受勋章的,只有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才能接受勋章。这几个条例请大家要知道,不要连名字都不知道,去了你要吃亏的。

社会责任,它要求的很多。你要读一本书《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个指南不是法规,不是必须遵守,但其中部分你得选择的遵守。不要以为你捐个托儿所,我给老年人点钱就是了,不是这么简单,社会责任很多。社会责任指南将社会定义为向社会透明和公认的一种道德行为,为自己的决策和社会活动承担责任。这个指南是帮助企业处理社会责任问题,帮助企业来实践社会责任,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文件,我们很多企业家出去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不知水深浅切莫下水。

我把它归纳一下,这里有几个责任中国人不够注意。对股东,要促使股票上升,要负责分股息,对职工要保障合理的收入,要稳定的工作,要给提升机会,要有好的工作环境;对政府,要支持政府,遵纪守法,对于货的上游、来源者要准时付款,对债权人要履行合同保持信用,对消费者要保证价格合理和售后服务,对环境要保护对社会有所贡献。有的时候要直接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要做捐献。对行业和行业公会,要遵守对公会的支持,对竞争者要公平竞争,不能造谣诽谤,要平等竞争,对特殊利益集团如残疾人要给就业机会,对城市建设要支持。这是七项主题十项任务。七项主题是组织管理、人权、劳工时间、环境、公平运行、社会者权益,社会参与和发展,这都是基本功。

最后,这是英国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也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写的一本书《公共外交》写了一个推荐信。他说,“公共外交是一种基本战略工具,用以建立全球品牌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并从中获利”。

谢谢,班门弄斧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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