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崛起并成为世界的主导者，都需要依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针对当前对我国创新能力和水平认识和判断的冲突，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创新基础和创新能力，应把创新、创新能力、创新基础、存量和增量区别开来。

刘刚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刊发创新研究观点

如何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创新差距

首先厘清中国创新能力的存量与增量

南开经济调查专报 近日，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刘刚教授受邀参加《中国经济时报》《圆桌》栏目主题讨论，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北邮科技园二位专家一起，围绕创新“中国将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在可商业化创新方面，相比其他国家差距有多大？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等问题发表观点。在7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如何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创新差距》（记者 潘英丽）一文，部分观点内容刊载如下：

文中，刘刚教授谈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崛起并成为世界的主导者，都需要依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针对当前对我国创新能力和水平认识和判断的冲突，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创新基础和创新能力，应把创新、创新能力、创新基础、存量和增量区别开来。

什么是技术创新？用布来恩•阿瑟的话说，技术创新是技术和知识的重新组合。因此，对创新能力而言，存在着存量和增量两个概念。从存量角度看，创新的基础主要包括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比较，而创新能力则是一个动态概念，即技术和知识的重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在存量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肯定存在着差距。但从动态上看，中国可能已经处于领先水平，即知识和技术重组的能力比较强。

例如，在大飞机和云计算领域，由于中国市场需求处于领先地位，知识和技术在重组上已走在世界前列。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存量上，中国好像比发达国家弱，但在增量上，中国又似乎比发达国家强。

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概念。在创新上，中国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我记得有一次在以色列开会期间，佩雷斯前总统说，创新源于比较劣势，而不是优势。因为要解决比较劣势的时候，大家才想到创新。而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处于流动状态，为了解决比较劣势，反而成就了创新。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自主创新，只有开放式创新，知识和技术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重组。

谈到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刘刚提到，南开大学在今年5月下旬邀请了一批国外专家参加第四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了解到，以色列学者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方法对中国在世界创新领域的地位作出评估，他们认为，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其实并不高，但产出却很高，他们甚至把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称为“学习型”的创新生态系统。

以色列学者表示，工业经济与创新经济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尤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创新的判断不能仅仅从投入的角度看，因为很难从产出的角度去衡量。事实上，如何对创新作出科学评价，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

刘刚举例，“我在广东调研时发现，一个县的纺织服装工业产值经过内部结构调整后，每件产品的质量和单价提升了，但是总量却看不出明显的变化。表现在GDP总量上，没有什么变化，而结构却已得到优化。因此，创新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存在正相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或者说，现在的统计办法无法考量因技术创新带来的质量改变。”

谈到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刘刚谈到，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人才的企业家精神没有被激发出来，应该鼓励跨界和兼职。因为受到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允许和鼓励，国外专家的典型特征是跨界和兼职，但国内目前的政策可能还不被允许。

他又谈到，在这方面，台湾工研院的作法值得借鉴。它是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主要目标是把国内的创新资源与美国硅谷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孵化ICT（信息、通信和技术融合）企业。另外，双国籍制度对人才的流动和重组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持有绿卡的科技人才回国后很难落户，影响到人才回流的积极性，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跨国转化。

刘刚指出，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是流动的，谁能争取到更多的全球人才，谁就能够走在创新前列。从长远看，需要国家在人才资源和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关键在于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的建设，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要改变许多高科技产业园区，甚至大学科技园重心不在孵化，而是招商引资的现状。

刘刚认为，总体看，我国的“双创”制度体系尚处于摸索中，希望个别地方能走在前列，成为制度创新的高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