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阴历九月初一，按阳历算为10月18日，生于山东省威海市城里。

·1932年，进天主教办的威海市海星小学（现改为鲸园村小学）读书。

·1938年，小学毕业。因中学离家远以及学费较贵，伯父送他去邻村的私塾读了一年。

·1939年春节后，由舅父带至烟台，并资助他进入烟台市立中学（芝罘中学，后更名为“烟台一中”）读书。

·1942年，初中毕业，被直接保送上高中，后转到北京第九中学（即汇文中学）读高中。

·1944年，在汇文中学高三入学体检时，查出肺病。学校让他休学，于是又回到烟台市立中学继续读书。

·1945年，在烟台市立一中高中毕业，到北京参加高考。同时报考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但由于经济困难，未能入学，又回到烟台。

·1946年，因父亲在船上工作但船失火而烧伤去世，其公司表示如果他愿意读书可供给学费，所以再次参加高考，并先后考取了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工商管理学院、山东大学中文系和朝阳学院。9月，朝阳学院先发榜，他先进了朝阳。10月，西南联大发榜，结果他选择了公费的南开大学（此时南开大学已在天津复校），进入该校工商管理学院。

·1947年，转入南开大学经济系。

·1948年秋，经当时的地下党员蔡文龙介绍，成为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会的成员。

·1949年秋，地下党公开，他由“民青”转为青年团。

·1950年，大学毕业前夕，被时任中共天津市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黄松龄同志点名要到市委宣传部工作。

·同年10月，在经历了短暂一段党政机关工作后，重新回到南开，当政治理论教员。

·1951年，被调到经济系任教师。

·同年，国家高教部在原燕京大学（即现在北大校址），举办“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从全国各高校抽调20多位教师参加，由苏联专家阿尔马卓夫、涅姆斯基和然明等授课，为期一年。回校后在经济系继续任教。

·1952年，被评为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955年，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魏埙、谷书堂联合发表了《价值法则及其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及形式》的论文，文中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及其价值决定”的理论观点。

·1956年，被评为南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但因政治运动而停止评审。

·同年，魏埙、谷书堂将《价值法则及其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及形式》论文扩充成为一本单行本，约4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谷书堂与魏埙的成名之作。文中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及其价值决定”的观点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重视。

·同年，谷书堂与伏义琴结婚。

·同年，谷书堂与蔡孝箴合作撰写了《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解决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中的作用》一文，公开发表。此文提出“谋求个人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劳动者在生产中也需要获取物质利益”的观点。他们把此概括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并由此得出结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

·1957年，高教部组织编写全国通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从全国抽调五位经济学者参加，谷书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的苏绍智副教授等专家参加，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开展，不久回到学校。

·1958年，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及其价值决定”的观点，谷书堂与魏埙联合发表了《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载《学术月刊》第2期）。文中,谷、魏指出，“这一提法并不是我们新的创造，而是马克思早已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的，只是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或者虽然有人可能已注意到，但由于体会不同，从而也可能产生意见的分歧”。

·1959年，魏埙、谷书堂合著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结合前述理论界的讨论，作者对有关“社会必要劳动”的部分进行了充实和改写，进一步明确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的观点。

·同年，在《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同年，开始“反右倾”运动，他被当做经济系重点对象批判。这场“反右倾”运动，给他定下“严重右倾错误”的结论。在经济系作为重点对象批判后，被免去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1961年，到天津郊区王庆坨公社，霸县的堂二里公社等农村搞调查。

·同年，魏埙、谷书堂合著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第三版。

·1962年，进京参加黄松龄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所主持课题“农村调查研究”，同时讨论经典著作里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等概念的内涵问题。

·同年，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的讨论“社会主义生产价格论”会议。

·1963年，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兆木、厦门大学的吴宣恭联名在《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试论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关于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再认识》两文（谷书堂、林兆木、吴宣恭：《试论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光明日报》1963年1月14日；谷书堂、林兆木、吴宣恭：《关于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再认识》，《光明日报》1963年7月29日）。这是两篇观点不同的文章。前文，“认识出现反复”，后文“又回到原先的观点上来”。

·同年，谷书堂、林兆木、吴宣恭文章发表后，围绕着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价值决定问题，学术界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如著名学者骆耕漠、张卓元、卫兴华、曾启贤、孙膺武等）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讨论。

·同年，准备关于生产价格的文章，参加校内研讨会。

·1964年，开始招收副博士（硕士）研究生，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同年，应邀参加北京“双周座谈会”，这次会议批判孙冶方关于生产价格理论观点，谷书堂被邀参加是来受教育的。

·同年，农村搞“四清”，城市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谷书堂被批判，对其实行“不准上课；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做讲演报告”所谓三不政策。此后十年没有讲课和发表文章。

·同年，经济系全系教师和学生下到盐山县参加“四清”，.谷书堂则被通知说，他与其他教师不同，他不是参加农村“四清”的，而是去受教育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谷书堂成被冲击对象，被戴上“经济系小三家村主将”的帽子，并经历了文革期间对所谓“牛鬼蛇神”施加的种种侮辱和迫害。

·1967年夏天，红卫兵深夜把他从家中带走，到当时东村的教职工食堂审问不让回家，审完后就住在当时第一教学楼三层拐角处一个乒乓球台上，这种生活延续了18天，其间曾遭受挨打和批斗。

·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他与其他所谓“牛鬼蛇神”在第一教学楼“牛棚”被关了七八个月。

·1969到1970 年，他被下放到南郊大苏庄（原来是个劳改农场）养马放羊，近一年时间。

·1971年，学校“复课闹革命”，谷书堂回到学校，但并未被列入“红榜”，仍不能上讲台，只能做些临时性工作以及教学的幕后工作。

·1974年，国家教育部给南开大学布置任务，要求南开大学举办政治经济学进修班（主要招收全国以及部分天津市在职干部），由谷书堂、夏长森、高峰三位教授上课，学制一年。高(第一期班)夏(第二期班)两位教授上学期讲《资本论》，谷下学期讲马恩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这是谷书堂离开讲台十年之后，第一次重新上讲台授课（常修泽为此班学生）。

·1975年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马列经典著作33条语录”，要求全社会学习。学校党委找了谷书堂、朱光华和夏长森三位教授，一起把“马列经典著作33条语录”编成讲稿。由谷书堂在全校大会上讲授，后来又被邀请到外地讲授。

·同年秋，中共天津市委提出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遂在中共天津党校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由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杨茂昌和谷书堂负责。鉴于当时政治环境和参加编写者的水平无法编写，只能组织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讨论，这样拖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编写组于1977年春天解散。

·1978年，被审批为南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同年，中共天津市委开展“揭批查”运动。学校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谷书堂被任命为领导小组下设的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学校正式宣布：完全否定谷书堂的所谓历史问题。

·同年，南开大学经济系安排谷书堂和高峰、刘茂山、汤照连三位青年教师一起到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重点大学进行访问和交流，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谷书堂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主持所里的全面工作（所长是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跨国公司的经济学者滕维藻先生）。

·同年，谷书堂主持所里工作后，着手调整充实经济研究所内的研究队伍，把一些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如熊性美、何自强、徐振方、刘佛丁等学者安排到关键性岗位。

·同年4月，经济理论界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薛暮桥的家乡无锡召开“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史称 “无锡会议”）。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界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经济理论讨论会。谷书堂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

·同年，谷书堂和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共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章宗炎、朱光华副主编，编写组由北方十三所高等院校组成，故此书被人们称为“北方本”）。此书于当年6—8月在沈阳辽宁大厦修改定稿。1979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版的最新版本的教科书之一。此后20年连续修订、再版八次（以下不再一一列举）。后该书成为教育部统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同年，谷书堂在《南开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对无锡会议所作的“理论探求”——“劳动者个人谋生的手段论”作了进一步阐发。

·1980年，谷书堂承担并主持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研究。此项研究历经三年时间。

·同年，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首届为封小云，接着为逄锦聚、陈宗胜、高珮义(第二届，1981)，柳欣、马建堂(第三届，1982)，等等（不一一列举）。

·1981年3月，被评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1982年，谷书堂、杨玉川合作发表的论文《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1982年《经济研究》第一期），获《经济研究》二等奖。

·1983年，由谷书堂主持，杨玉川、常修泽二位参加的“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完稿，16万字。根据谷书堂的思想，该研究报告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项目成果先作为内部研究文稿，报中央有关部门参阅，为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供了理论参考。

·同年，谷书堂被国家教委批准为恢复建立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钱荣堃教授任顾问，李万华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兼任副院长，蔡孝箴教授、钱玉林、李寅峰出任副院长，此后选拔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逄锦聚为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1984年，参加在深圳召开的由市委书记梁湘主持的会议，回校后组织青年教师到深圳调研，后主编《深圳特区调研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公开出版。

·同年9月，在谷书堂支持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四位青年学者参与发起并出席了“莫干山会议”（即全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为当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献计献策”。后“莫干山会议”被称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1985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形成的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谷书堂、杨玉川、常修泽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系统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六五”总结报告中，评价此书是“一部带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

·同年4月，在谷书堂支持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发起并组织的全国第二届中青年经济改革讨论会，在天津举行。谷书堂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身份出席会议。会上，南开青年学者与北京等地学者一起创办的《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该刊成为80年代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刊物之一。

·同年，受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委托，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班子的一班人，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培训班，时称“市长班”。

·同年，在教育部社科司支持下，高等学校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规定每年举办一次，在研讨会之前要由主办单位（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先召开论文评选会，每年都有百篇论文申报，被选出的论文参加研讨会。谷书堂是这个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和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每次都参加审稿会和研讨会两次会议。

·同年，参加全国高校第一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激发了他的“按贡献分配”的思路。

·1986年，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首届为陈宗胜、周冰，接着为蔡继明、刘迎秋、张志超（第二届，1987）, 柳欣、李维安、李昌宇、王光伟（第三届，1988）、郭万达（第三届，1988，与王耕今教授合招）等等（不一一列举）。

·1987年，谷书堂主持的国家"六五"重点项目《中国计划体制改革研究》完成，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该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剖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系部分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课题研究。

·同年，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股份制在中国是否能够实行的讨论，为此会撰写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本质是什么》发表。

·同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朱嘉明一起到英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应中国驻英使馆邀请，谷书堂在国际政治研究所作了国内总体改革发展方面的情况报告，朱嘉明做翻译。

·同年，“为了检阅十年来教材建设的成就，表彰先进”，国家教委于当年颁布教材图字004号文件，确定进行全国优秀教材的评奖工作（评奖范围为1976年10月至1985年底正式出版的教材）。经评选，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荣誉证书[(88)国优0191号]，授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奖。这是中国最高等级的优秀教材奖，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次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同年，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谷书堂与谢思全）在《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在此文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贡献分配”的观点（但观点未能展开）。

·1988年12月，出席中央召开的纪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谷书堂与蔡继明合写的文章《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原则》首次系统阐述“按贡献分配”的思想，获中宣部等单位联合颁发的入选论文奖。后此文在《经济学家》杂志刊登。

·1989年，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同年，入选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名人录》。

·1990年，针对理论界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倒退思潮，这年，谷书堂与常修泽合作完成《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行的“杭州会议”。文章提出的“商品经济的改革取向”在杭州会议上引起争论和反响，得到会议主持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重视，被作为重头文章在1990年第6期《经济研究》头条发表。《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全文转载。

·同年，受地质矿产部委托，谷书堂主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办了“地矿班”。该班从1991年—1993年连续举办三期，共培养研究生120多名。

·1991年7月，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2年，邓小平谈话后, “北方本”因其在理论上的超前性、创新性，再次荣获大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1993年，应《我的市场经济观》编委会邀请，谷书堂、柳欣合写论文《中国从双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重点和难点》，阐述了对市场经济的看法。《我的市场经济观》，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谷书堂与柳欣合写的论文《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与苏星同志商榷》（以下简称《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该文是对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苏星教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的论文《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质疑观点的一个回应。

·同年，谷书堂与刘迎秋合写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与跳跃式发展》在《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

·同年末（68岁），卸任经济学院院长职务。

·1994年和1998年，两次入选美国传记中心ABI《国际名人录》。

·1995年，应日本一桥大学邀请，谷书堂率逄锦聚、常修泽和正在日本一桥大学留学的李维安博士，参加由南开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研讨会。谷书堂作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引起较大反响，并与一桥大学平田教授一起商量李维安博士研究公司治理问题。

·同年，南开大学与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共同努力，在深圳建立起了经济学博士班 马洪、林凌、谷书堂、熊性美、魏埙、钱荣坤、陈炳富等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谷书堂和熊性美任导师组的组长.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李罗力、唐杰等协助创办，先后共培养博士200多名。

·同年（70岁），卸任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为表彰他的业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特制“铜鉴”，以资纪念。

·1997年，《谷书堂选集》(主要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4年的重要文章)，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在办理离休手续前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一个小结。

·同年办理离休手续。但离休而未退休，仍接受学校返聘。

·1998年 由“学群”（谷书堂教授弟子集体笔名）分头撰写初稿，徐振方教授统纂的《一个经济学人的足迹——谷书堂教授学术生涯纵横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年，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0年后，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2年，谷书堂与王璐发表《价值创造、产品分配和剥削关系的嬗变》，《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这篇文章表明谷书堂晚年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确实进一步拉大”的忧虑。

·2009年8月，长达157万余字的《谷书堂文集》（上下卷）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谷书堂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吴太昌、张卓元等主编，第2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9月。

·2010年，谷书堂撰写的《学习、彷徨、求索——从事政治经济学科研、教学工作60年》，载柳欣、秦海英主编《新中国经济学六十年》序言，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是对自己从事政治经济学科研、教学工作60年的总结。

·2012年，南开大学颁发部分教师“荣誉教授”并授予“特别贡献奖”。获奖者18名，其中理科7名，文科4名，经济学科7名。谷书堂获“荣誉教授”并被授予“特别贡献奖”。

·2013年，由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三位经济学家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第一分册），由科学出版社版。书中载有“谷书堂篇”，记叙谷书堂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谷书堂几十年学术成就和历史定位的充分肯定。《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和前一年在学校获“荣誉教授”并被授予“特别贡献奖”，对其一生科研教学工作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4年，《不平坦的治学路——谷书堂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述评》一书完稿，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