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9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上，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教授发表了题为《发展利益、比较利益与中美贸易冲突》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演讲机会。我想就大家关注的发展利益问题谈谈自己的研究体会，与大家交流。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经济利益对人类历史的最终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既是人们行为的动力，也是行为的结果。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的背面。从利益关系及其变迁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关系，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感知经济关系本身的强制性、现实性和历史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这种变化，可以在理论上做如下概括：在传统体制下两种形式公有制经济基础上，通过计划连接的二元利益关系，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基础上通过市场连接的多元利益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的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表明，从纵向角度来看，我国的最高经济利益或共同利益已经由公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公有利益，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发展利益。发展利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维护发展利益，已成为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为依据，研究发展利益范畴，有重要意义。

二、发展利益的形态和性质

我国新时代的发展利益，首先表现为由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资源合理配置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和人民需要的不断满足。但是，这只是发展利益的物质形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价值形态角度考察。这一点，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研究特别重要。   

从价值形态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财富只是价值财富的基础，后者才是财富的基本形式。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之间的关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作为财富源泉的劳动二重性的作用下，会出现相反的运动：物质财富的总量不断增加，单位物质财富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即价值财富却不断减少，因而价值财富的总量不变，这一运动是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作用的重要表现。

由此决定，形成两个现象：第一，部分生产率特别高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单位物质财富用的时间少，但是也要按照多数商品生产者生产单位商品所用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来销售商品，从而获得较多的价值。这个判断对于国际市场也同样有效。马克思指出：“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做强度较大的劳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4页）。第二，部分生产率较低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单位物质财富耗用的劳动时间多，“而这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在国际关系作用下，也只能算作是“虚费”。

据此，从价值形态看，我们可以把商品生产者（生产国）从（国际）市场中获得的利益分为两类：第一类，生产率较高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国）通过领先得到超过平均收益的额外收益；对此，我们称为领先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还可以获得垄断利益。对此，我们存而不论）。与多数商品生产者（生产国）或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相比，其生产率越高，得到的领先利益越多；反之，则越少。第二类，生产率较低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国）越落后，其劳动支出的“虚费”就越大。通过发展，可以减少这种“虚费”，形成较多的价值。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形态的发展利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谓发展利益，实际上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提高生产率，减少“虚费”，在整体上得到的由真正一般意义的人类劳动形成的收益或利益。

孟捷教授最近的几篇文章都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研究的参照系。这一点我很赞同。但是，如果从国际经济而不是从国内市场角度看，研究我国如何在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还为时尚早。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在世界经济中，通过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使各国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缩小，领先国家得到的价值形态的领先利益将会减少，落后国家得到的价值形态的发展利益将增加，而他们得到的物质形态的利益将普遍增加。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中美贸易冲突有理论意义。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根据现有世界银行资料，按人均创造美元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计算，2001年与1990年相比，世界年均增长1.56%，而中国则年均增长5.89%，大大高于世界年平均增长水平，也高于美国的3.75%、日本的2.25%和印度的1.51%的年均增长水平。2015年与2000年相比，世界年均增长2.26%，而中国则年均增长9.05%，仍明显高于世界年均水平，更高于美国的1.27%、日本的0.79%和印度的5.53%的年均增长水平。这表明，改革开放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给我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利益。

下面需要讨论的是，对我国而言，这种利益是领先利益还是发展利益？我们还是看一组数据。以2011年不变价美元和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人均创造美元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的23615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3030美元，年均增长2.26%；我国的同一指标，从2000年的6501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3845美元，年均增长9.05%；我国的人均生产率，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 2000年为27.53%，2015年为72.19%。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很快，明显超过世界人均增长水平，但从绝对值看，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从总体看，我国商品生产者生产单位物质财富所耗用的劳动时间还较多，还有虚费。但是，随着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种虚费在不断减少，从而使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的两种形态的发展利益。

三、发展利益的实现

近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争夺生产率制高点和市场利益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左翼经济学家赫德森撰写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中有关分化与趋同问题的理论史》一书，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这一历史和现实。

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怎样才能使各个经济主体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得到凸显呢？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传统的集团行为理论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然而，“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集体行动的逻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奥尔森提出的集团行为理论的悖论，构成了对我们提出的发展利益“实现”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他们通过原始积累取得了原始投资，然后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自己的领先利益。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受发达国家的压抑和盘剥，严重缺少资本和技术基础，发展利益的实现就显得特别艰难。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发展并维护发展利益，是一个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明确地回应了这一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带领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利益、实现伟大梦想的核心和抗拒各种风浪的中流砥柱。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决反对国际经济中的霸权主义，通过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的三维积极互动形成科学发展优势，是使发展利益得以实现和维护的主要途径，也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代表和实现发展利益的角度去理解党的领导，可能更为深刻。  

四、发展利益与比较利益的比较

为了加深对发展利益范畴的理解，使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利益范畴进行比较是必要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比较利益（comparative gains）是发挥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结果，二者构成比较优势理论。回顾经济思想史，比较优势理论最初是由李嘉图提出的，是对斯密的以绝对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外贸理论的否定。这一理论强调对外贸易中各国在生产上的相对优势和成本上的相对差别，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生产和输出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商品，就可以得到比较利益。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经由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歇尔及其弟子伯蒂尔·俄林提出，萨缪尔森加以数学化，比较优势理论又演变为要素禀赋理论，并成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外贸理论的基础。

应该承认，比较优势和比较成本确实是抓住了市场经济的重要现象，因为比较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决策的前提，只有比较才能看到优势，只有具备优势才能产生利益。这是比较优势理论得以广泛流传、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但是，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理论也有致命的谬误。   

第一，未能深刻说明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支持（或阻碍）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下进行的。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中发展；某一特有的生产力，总是前期经济社会关系与当时的生产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比较优势理论回避、甚至否定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所面对的资源禀赋的历史性质，认为“各国被大自然‘赋予’了各自的要素比例，而不是通过政府政策自我赋予的。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史表明，“‘要素禀赋’、资本形成和经济基础结构更多地是由政策而不是自然支配的。”（赫德森：《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中有关分化与趋同的理论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马克思则更深刻地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第二，未能科学揭示比较利益的来源和性质。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只要在经济活动中贯彻比较优势原理，就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得到比较利益。然而，这个比较利益的来源和形式是什么？对此，现代西方发展理论或者讳莫如深，不予回答，或者用“红利”概念一言蔽之，显示其固有的市场拜物教性质。李嘉图曾试图探讨这一问题（《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1976年版，第112、114页），由于李嘉图没有真正揭示价值的本质，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暴露其国际贸易理论与价值理论不一致的破绽。

第三，未能正确揭示比较优势理论的二元经济后果。俄林认为：“每个地区在商品生产上都有其优势，借此其产品可以进入具有相当多的富饶要素且价格低廉的地区”。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充分肯定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于消除国际两极分化的作用。然而，这一理论完全忽视了他们所倡导的分工造成的二元经济特点：在近代历史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往往是初级产品，而资本丰裕国一般成为工业品出口国。在此基础上，“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丰裕国与资本贫乏国之间的要素比例日益悬殊。人均投资高的国家，不论是粮食还是工业制成品，都已经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而拥有很少资本的国家却相对变得更贫困了，并伴随着高人口增长率。它降低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与劳动比例，但并没有提高它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竞争优势。”（赫德森：《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中有关分化与趋同的理论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页）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就是这种二元经济在当代的重要表现。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却完全掩盖了这一后果。

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在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障碍。这从一个方面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和由此获得的发展利益，才是我国顺利突破比较优势陷阱的保证。而这些要点，正是构成我们提出的发展优势理论或发展利益理论的主要内容。

五、中美贸易冲突与维护发展利益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到2018年中期突然升级，发展到贸易战的程度，并表现出扩展到其他领域的趋势。怎样在这场冲突中争取战略主动？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弄清这场冲突的性质。惟有如此，才能理解双方的基本方针，最终达到成功的彼岸。

从美国角度看，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战略目标不在贸易本身，而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阻止中国获得发展利益和可能的领先利益，维护自身的领先利益和垄断利益，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发展利益正在威胁美国的领先地位和领先利益。

从国际经济史和国际经济思想史看，我们绝不能把这场冲突仅仅看作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偶然事件。“从早期自由贸易论者中的英国重商主义者，以及英国土地所有者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到美国和德国的重工主义者，多数重要政策主张都与试图理解世界上的两极分化趋势有关：一些国家是怎样走到别国前面的，或是怎样落到别国后面而在经济和金融上处于依赖地位的。……从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任务的角度看，其工作就是解释富国为了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是怎样拓展生产率和成本优势的，而不是通过我所说的单一经营方式，运用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落后了的劳动、农业、资本和寡头政府，使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外围更加畸形化。”（赫德森：《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中有关分化与趋同问题的理论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尽管当代主流国际经济学否认这一主题。

不仅如此，近年来国际经济的重大事件和美国政府的表态一再表明，美国要决意阻止一切可能威胁其国际经济地位和利益的国家，永葆美国“世界优先”。这表明，在美国看来，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并非道路或模式之争，而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国际作用为基础的领先和控制权之争。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反对中国的制度、道路或模式，只是因为这一制度、道路或模式保证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他们的恐慌。

从中国角度看，我国反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首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发展和发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为人类幸福做出应有贡献。但是，中国的发展绝不是为了争得自己在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如果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美贸易冲突理解国际经济的支配权之争，那就意味着我们早晚会落入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国际作用所形成的传统套路和修昔底德陷阱，最终走上老牌资本主义曾经走过的老路。这与我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我们跳出资产阶级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狭隘眼界，以唯物史观为方法，从经济全球化趋势这一背景和整个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就可以找到正确答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本着这一立场，我国奋起反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的战略目标是：从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角度看，就是要排除或突破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生产力或高科技的制约和垄断，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美国的做法，恰恰是垄断资本阻碍生产力发展本质的突出展现。从生产关系或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这一关系的特点，不是少数国家主宰国际经济和国际秩序，任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化日益加剧，而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些内容，就是我党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内涵。这说明，中国推动生产力和科技迅速发展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独享领先利益和垄断利益，而是为了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逐步缩小各国之间生产率水平差距，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利益，从而迈出实现世界大同的第一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坚守的“初心”。

当我们明确战略目标，就会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深刻含义，也会进一步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由于中美两国在贸易冲突中的战略目标不同，所以，双方的战略方针也各不相同：在如何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上，我方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美方则坚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以美国优先为导向。在贸易冲突中，我国要长期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当前，我们要在进一步做好国内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广交国际朋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维护和改革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利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传递和维护中国主张和利益诉求，为实现我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付出扎实努力，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