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南开大学，大家会想到首任校长张伯苓。但是，有一位与马寅初齐名的经济学家何廉的故事大家却知之甚少。在百年南开的历任校长中，何廉任职时间才短短的两个月，而且只是“代理”而已。然而，论对南开的贡献和影响，仅次于他的前任张伯苓。

◆结缘南开◆

1895年，何廉出生在湖南邵阳（今属邵东县）的一个小山村，在家族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得以在省城完成中学学业，进入美国教会办的长沙雅礼学校学习外语、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1919年，他去美国加州波姆那学院和耶鲁大学留学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何廉准备回国报效祖国时，上海暨南大学寄来了月薪现洋300元的聘书。他没有明确表态，想回国之后再做考虑。当客轮抵达日本横滨时，何廉又收到南开大学的聘书，承诺的月薪是现洋180元。

因为南开的朝气蓬勃，以及校长张伯苓的质朴、真诚、恳挚，何廉决定舍高就低去南开。后来，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以高于南开“两倍多”的薪金聘请何廉担任研究导师，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也诚邀他参加，都被他谢绝了。何廉曾回忆说：“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尽量当好年轻一代的师表。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南开校园，教授中没有一位到别处兼职。”

到南开的次年，何廉提议成立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经济研究机构——社会经济委员会，被任命为主任导师。他一半时间从事教学，一半时间从事研究。

何廉在南开从事经济学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不足。然而，当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向他提出为期三年的合作请求，并答应每年提供7500美元经费，外加出差和生活补助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项合作是否需要他离开南开，合作的成果是否对南开有益。在论证这项合作可以在南开进行，又有益于南开的发展后，他才答应。这就是1931年，由他主持的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后来，何廉又结合南开教学与科研的实际，与合作方协商，由对方每年再增加5000美元，开展为期三年的对华北农村工业化的考察。这两次考察研究，不仅推进了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发展，也使何廉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所著作的《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为他赢得了“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的声誉。

◆教研相辅◆

何廉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在南开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从1928年起，他运用在耶鲁大学协助导师做物价指数研究的经验，开展物价统计研究，发布“南开指数”。这一非官方经济指数，不仅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数据，也为南开赢得了国际声誉。1934年，《南开指数》创刊，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时至今日，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中国经济史，“南开指数”仍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何廉在南开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时，虽然经济学列入中国大学课程已有10多年，但没有一套与中国经济沾边的教材，商科毕业生竟然看不懂中文报刊金融版面的文章，不能胜任中国的经济工作。何廉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经济学教学。他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了“土货化”的发展方针，“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国立大学给予正常拨款。迅速发展的私立南开大学，面临了极大挑战。同时有庚子赔款支撑的清华大学，以优越的科研设备、丰厚的薪金待遇，吸引了很多名师，包括何廉的同乡、留美同学、史学家蒋廷黻，也离开了南开。何廉却选择了坚守，“为南开的继续生存而奋斗”。

面对挑战，何廉支持张伯苓从“如何在为国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着眼，另辟蹊径，绕开清华和北大的强势学科，立足天津这个“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他本人在负责社会经济委员会之外，又挑起了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重担。

为了缓解南开的财政压力，何廉利用导师弗希尔的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部主任E.E.戴的关系，从基金会获得一笔为期五年，从1932年至1937年的资金援助。事实上，这笔钱一直持续拨到1948年。

何廉励精图治，在教学科研之余，探索学校管理体制，向校董事会建议：一是把商学院、文学院经济系和社会经济委员会，整合为南开经济学院；二是按精简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改编经济学、商学的教材；三是经济学院组建独立董事会，负责工作指导和寻求赞助。这些建议都得到了采纳，何廉也于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教学改革◆

为了进行教学改革，何廉想方设法收集资料。在财政学教学中，为在教材里反映中国的公共收入和支出情况，他千方百计从财政总长、海关总监那里收集有关材料。为反映中国的税收状况和公债情况，他通过各种途径从税务官、政府机构以及出版社等处收集大量现实资料。为收集资料，他从商务印书馆购买了民国初年出版的一套20卷政府财政报告书；还在京津地区收获了一系列研究资料，比如工厂和手工作坊的工资记录、学徒契约、租地契约，以及政府档案、农村租税簿。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整理出来的资料已超过6000部。这些资料为何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吸收消化国内材料的基础上，何廉率先开始了经济学教材的“中国化”，编写了《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等教材，并立刻成为中国大学财经学科的通用教材。

何廉重视第二课堂的作用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课堂讲授之余，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本国实情。他带领助手，开展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的研究，调查天津地区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制鞋业等各行业的经济状况。为了增强导师力量，他向张伯苓校长推荐他的耶鲁同学方显廷任研究主任。

1935年，南开大学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联合组成“华北农村协进会”，何廉任会长。该会与晏阳初的农村改良运动相配合，借助外国资金，发挥各校优势，合作培养各类人才，“充当农村合作、农业发展、乡村保健和卫生等方面的实际工作人员”。他们以山东济宁为基地，“进行有关县政改革和农村建设的实验，并为大学应届毕业生和研究生提供实习基地”。抗战中，协进会南迁，并将“华北”更名为“中国”， 仍由何廉担任会长。

何廉在南开的前十年里，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赞誉”。南开经济研究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当时盛传的“南开三宝”，经济研究所即为其一。

何廉爱才惜才，重视育才。早在1935年，南开就率先招了我国第一批10名经济学研究生。经济学家杨敬年，是南开的第二届研究生，多次得到何廉的关照。杨敬年在英国留学毕业时，收到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何廉的500元路费，请他回南开任教。

何廉在南开卓著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学界、政界，包括最高当局的重视，也为他后来的从政埋下了伏笔。1934年夏天，蒋介石在江西牯岭约见他和蒋廷黻，向两个邵东人咨询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与对策。

◆从政经历◆

1936年6月底，因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致信何廉，转达了行政院长蒋介石邀请他任政务处长的愿望。张伯苓认为何廉从政对南开有利，建议他赴任。何廉便接受邀请，就任政务处长，与蒋介石比邻而居。后来，他们的住地遭到日机轰炸，何廉的大儿子因此丧生。

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何廉先后转任经济部主管农业的次长、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农本局局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但他身在政府机关，心系南开大学。他一直坚持每周到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问事，1941年后更是每周三天到所。正如杨敬年所说：“何先生从政以后，始终坚持对经研所的实际领导。”

何廉在政府机关最留心还是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1938年春，国民政府“经济行政机关调整的完成，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这项“具有进步性的工作”，是何廉受蒋介石委托，运用南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抗战后期，蒋介石又要他就战后经济重建提出原则。1944年夏，何廉主持编制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以及“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混合经济体制中有计划的发展”的思路，并首次写入政府文件。

1946年，何廉决定离开政界，到上海与方显廷一起筹建中国经济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其实还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延续。同年11月，他北上天津，面对一片废墟的南开校园，心情十分沉重。

1947年，何廉赴美担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兼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等职。

◆代理校长◆

1948年夏，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改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8月，何廉受召回国，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但教育部长朱家骅不主张张伯苓身兼两职。一向对张伯苓十分敬重的何廉，建议张伯苓不提出辞职，在考试院长任期内，向南开大学请假，他以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代行校长职务。

10月14日，张伯苓主持了何廉的就职仪式。可第二天，报纸刊登的却是张伯苓辞职，何廉为代理校长的消息。这个消息不仅伤害了张伯苓，也让何廉为之愤慨，他在向朱家骅写信抗议，未得到任何回音的情况下，只在任两个月，为学校买好粮食和煤炭，就挂冠而去来到上海。1949年2月上旬，何廉与家人抵达美国。（陈扬桂）

来源：团结报党派e家